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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資報告2020-2021:COVID-19時代的工資和最低工資~

時間:2021年04月02日 作者: 來源: 勞動報

 

近期全球工資趨勢

2016-2019年,全球工資增速在1.6%2.2%間波動;如不計算中國的數據,這四年間的實際工資增速則在一個較低水平,即0.9%1.6%間波動。在二十國集團的發達經濟體,實際工資增長在0.4%0.9%間波動,而二十國集團的新興經濟體的增速更快——每年在3.5%4.5%之間。從2008年到2019年,中國的實際工資增長了一倍多。在二十國集團的發達經濟體中,韓國工資增長最快(22%),其次是德國,實際工資增長15%。相比之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的實際工資則有所下降。

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影響,三分之二國家的平均工資水平或增長率面臨下行壓力;在另外三分之一的國家,平均工資的增加主要是人為作用,反映出低薪工人大量失業。疫情時期,平均工資可能會因就業結構的急劇變化而大幅扭曲,這就是所謂的結構效應。在巴西、加拿大、法國、意大利和美國,平均工資顯著上升,因為失業主要影響的是那些工資水平較低的人。相比之下,日本、韓國和英國的平均工資則面臨下降的壓力。為了維持就業,一些國家已經采取強有力的保留工作崗位措施,失業率的激增得到緩和。在這些國家,疫情的影響可能更多地體現為工資的下行壓力而不是大規模失業。

危機對低收入工人造成更大的影響,從而加劇了工資不平等。在許多國家,工作時間的減少對低技能職業的影響,特別是對初級工作的影響,要高于對高薪管理者和專業人士的影響。據估計,在部分歐洲國家,如果沒有工資補貼,收入最低的50%工人估計將損失工資的17.3%,遠遠超過所有工人的預計降幅(6.5%)。收入最低的50%群體工資總額在平均總工資的占比從27%下降了3個百分點到24%,而收入最高的50%群體所占比例從73%上升到76%。

許多國家在疫情期間推出或擴大了現有的工資補貼,以保障就業。在一些歐洲國家,臨時工資補貼可以彌補因工作時間減少而損失的約一半工資,并減輕危機對工資不平等的影響。在有數據可查的10個歐洲國家中,預計工資補貼可補償工資總額的40%,其中包括51%的工資損失是因工作時間減少而導致的。

為支持低收入工人,許多定期調整最低工資的國家在2020年上半年按計劃提高了最低工資。分析顯示,在全球60個定期進行最低工資調整的國家中,所有計劃于2020年第一季度進行的調整如期進行;而通常于第二季度調整的9個國家中,有6個在危機中仍按原計劃進行調整。在87個不定期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國家中,有12個國家在2020年上半年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一數字低于前一年。這表明,危機可能促使一些政府推遲了今年可能進行的調整。

最低工資和工資收入不平等

90%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有法定或經協商的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制度在各國之間差別很大,從簡單到非常復雜,各不相同。在全球范圍內,約一半有法定最低工資的國家有單一的國家最低工資標準;另一半國家的制度更為復雜,具有多個最低工資標準,具體由行業部門、職業、雇員年齡或地區決定。

在全球范圍內,預計有3.27億工資收入者的工資為或低于適用的每小時最低工資。這一數字占所有工資收入者的19%,其中包括1.52億女性。盡管從絕對數量上講,收入為最低工資或低于最低工資的男性要多于女性,但在這類工人中,女性所占比例過高:盡管女性在全球收入高于最低工資的雇員中占39%,但她們卻占全球收入為最低工資或低于最低工資者的47%。

據估計,全球有2.66億領薪工人的收入低于現行的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最低工資法律保護,或者是因為沒有遵守最低工資規定。最常被排除在最低工資制度法律范圍之外的群體是農業工人和家政工人。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預計有18%有法定最低工資的國家將農業工人、家政工人或兩者都排除在最低工資制度之外。不遵守規定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是非正規就業比率高,這對工人的一般權利,包括最低工資的執行,構成重大挑戰。在非正規就業程度很高的國家,要使最低工資發揮效用,就必須同時采取鼓勵正規化的措施。其他措施包括有針對性的勞動監察、開展宣傳提高認識以及提高生產率。

《確定最低工資公約》(第131號)規定,確定適當的最低工資水平應開展社會對話,并應考慮到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以及經濟和體制因素,包括現行費率水平。研究結果顯示,發達國家設定的最低工資平均為工資中位數的55%左右,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設定的最低工資平均為中位數的67%左右。在發達國家中,絕大多數國家的最低工資定在工資中位數的50%至三分之二之間。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最低工資與工資中位數比從孟加拉國的16%到洪都拉斯的147%不等。在全球范圍內,2019年最低工資總額的中位數相當于每月486美元的購買力平價,這意味著世界上有一半國家的最低工資低于這一水平,一半國家的最低工資高于這一水平。

在全球范圍內,獲得時薪或低于小時最低工資的大多數人位于家庭收入分布的尾部,但最低工資收入者的特征因國家和地區而異。在歐洲,在收入為最低工資或低于最低工資的勞動者中,平均有69%位于收入分布的下端。與較富裕家庭相比,較貧困家庭中收入為最低工資或低于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年齡可能更大,并且是有孩子需要撫養的單親父母。在非洲,所有收入為最低工資或低于最低工資的勞動者中只有52%位于收入分配的下半部分。在發展中國家,許多低收入工人是自雇勞動者而非領薪工人。這表明,有薪就業往往會增加平均家庭收入,而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最低工資的同時應采取措施為貧困家庭的工人創造有薪就業。

為更好的新常態制定適當的工資政策

短期內,需要通過強有力和包容性的社會對話,制定適當和平衡的工資政策,以支持經濟復蘇。在不久的將來,受新冠疫情影響的經濟和就業后果可能對工人工資造成巨大的下行壓力。因此,需要考慮社會經濟因素,進行適當平衡的工資調整,以保障工作,確保企業的可持續性,保護工人及其家庭的收入,維持需求,避免通貨緊縮。最低工資的調整應審慎地進行平衡和校準。雖然有必要通過調整最低工資水平來抵消價格上漲,確保低薪工人及其家庭維持生活水平,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實施更大幅度的加薪可能是困難或有風險的。集體談判考慮到企業或行業的特殊環境和情況,是實現平衡的最佳途徑,在危機期間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紤]到成本影響,在第二波封鎖期間,可能需要延長工資補貼。

在危機后為更好的新常態,法定或經談判確定的適當最低工資標準有助于確保實現更多的社會正義和減少不平等現象。國際勞工組織《關于勞動世界未來的百年宣言》呼吁對勞動世界的未來采取以人為本的方法,強調法定或通過談判確定的適當最低工資的重要性。經驗分析表明,將最低工資設定在適當水平時,可以從法律上涵蓋最有可能從事低薪工作的工人,當最低工資得到有力實施時,不僅可以保護工人免受過低的收入,也有助于減少不平等。根據《確定最低工資公約》(第131號),通過基于證據的社會對話,在國家一級商定最低工資的內容,包括適當的水平。為了最有效地發揮作用,最低工資必須伴隨著其他政策措施,以支持非正規經濟的正規化、創造有薪就業以及可持續企業生產力的增長。最低工資只是社會保護、財政政策和集體談判等一系列政策中的一個,有利于促進社會正義和經濟增長。

參考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整理:孫巖,上海工會管理職業學院研究部講師、博士

來源:

http://epaper.routeryun.com/Article/index/aid/4563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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